观察｜王振耀：新冠疫情应对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前途

摘要：
公益慈善力量在抗击新冠肺炎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作用值得我们从历史传统与文化的角度反思中国的慈善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取得长足进展的原因，并分析中华慈善文明所包涵的公共精神、家风建设与乐善好施等重要内容。慈善事业当前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是如何融入社会服务大潮所对应的内在需求。同时本文还结合实际探索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即专业慈善与社区慈善的有机结合。另外，本文展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国际化之路。以上诸内容都是关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前景的关键议题，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现意义。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慈善事业 专业慈善

中国的新冠疫情应对如果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到4月8日武汉“开城”全国疫情得到系统控制，已经历时两个多月并取得举世瞩目的进展。此次疫情应对，在国家强有力的宏观指挥调度与各级政府周密落实并取得决定性成效的历史性进程中，以公益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为主的社会力量与政府密切配合，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随着疫情应对进入常态化，尤其是随着全球疫情的爆发，人们对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前途开始产生了担忧：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对于持续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萎靡不振会不会影响慈善捐赠？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究竟会走什么样的道路？这确实需要集思广益，深入探索。

一、公益慈善力量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新冠疫情阻击战，全面启动于中国农历2019年腊月29日，第二天即是“年三十”和随之而来的“正月初一”即春节，恰是中国传统最为重要的节日，全国14亿人进入假期，居家团聚，走亲访友。在这样的时刻，对武汉这样拥有上千万的人口封城以系统展开抗疫保卫战，其艰难与复杂程度远远超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应对、2008初即春节前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继之发生的“5·12”汶川大地震这三大灾难的叠加。
面对如此挑战，中央启动特别响应，各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均启动一级响应，充分开拓中国体制与文化优势，展开对于新冠病毒的全面阻击战。在这样的战役格局中，公益慈善又一次展现出了巨大社会作用，突出表现在：
在战役之初，突出矛盾是医疗物资奇缺，加上企业假期停产，许多调度工作措手不及，社会力量的行动至关重要。在这个阶段，各类慈善组织和企业，包括全球华人和各国友人展开了全球医疗物资的大捐献、大采购、大运输。之所以全部表现为“大”，主要是体量大，仅仅海关统计的进口口罩即超过几十亿只，国内捐赠更是超过进口的数量。这样的行动，只能是社会行为才会如此快速反应；而采购则在全球范围进行，运输更是要跨国跨省，要送到已经封城的武汉，也需要克服多重困难。尽管发生了一定的矛盾，但就捐赠数量而言，广大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累计捐赠的资金达到396.27亿元，物资达到10.97亿件；考虑到这是14亿人全部要求在家自我隔离的条件下而进行的自觉捐赠，是大家努力奉献并通过网络与各类现代技术手段、运用多个慈善捐赠平台、与武汉和湖北有关方面对接并实现的应急救援，这一捐赠所展现的是相当难能可贵并极为重要的社会大爱精神。
在疫情应对最为紧张的时刻，尤其是当着武汉核查确诊患者超过一万并迅速冲向四万的过程中，全国医务人员的紧急大支援和政府的严格管控所急需的是各类细腻的配合服务，慈善精神所付出的是各类志愿服务行动。在全国，有几千万妇女投入了抗疫工作，而在武汉，以开车接送医生与患者等各类自发而有序几万名志愿者的默默服务，包括央视所报导的法国志愿者所展示的大爱，构成了最为壮观的慈善奉献行动。
在形势基本稳定的状态下，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与各类困难群体的特殊服务要求提上日程，公益慈善力量又一次在政策的指导下与基层密切合作，系统参与社区服务，拓展社会工作，从而促成了各类具体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与社会的稳定有序运行。
当然，更为感人的是武汉的医务工作者和全国支援武汉的四万多名医务工作者。他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舍身忘我工作，有的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省包一市的对口支援，则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亲如手足之情。所有这些，当然也是一种特别的以专业为基础的大爱奉献的公益慈善精神，是具有至善内涵的民族精神、公共精神。
当着全球疫情蔓延的时候，中国的慈善力量又一次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支援。这种人道主义的大爱精神，受到了多个国家不同民族的赞誉。
慈善力量在新冠疫情应对中的杰出奉献决不是偶然的。从当代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快速发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贫困的挑战，社会力量的参与更多地体现为由政府来实施政策创新并直接建立起特别的扶贫工作体系。国务院扶贫办公室的建立和对口扶贫机制的确立，民政部所推动的社会福利企业制度，以“希望工程”为代表的具有政府背景的一些基金会所建立的有影响力的项目等，都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十年代初民政部所推动建立的中华慈善总会客观上为中国大陆慈善事业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而从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抗洪斗争中社会广泛的捐赠参与开始，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年，大陆居民的捐赠资金和物资首次超过了境外捐赠，初步展现了中国大陆慈善的潜力。
2003年到2005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全面转型期。2003年春，发生非典疫情，社会捐赠达到40亿元，对于政府的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援。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发生，全国迅即捐赠6亿元以上，开启了中国国际捐赠的新纪元。2005年，国务院正式部署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建立慈善工作处，民政部召开中华慈善大会并颁布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慈善工作开始正式纳入政府议事日程。
2008年到2016年，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系统提升期。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公众高达760亿元的捐赠与几百万志愿者奋不顾身的救灾，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公益元年”。在这以后，慈善事业的发展波澜壮阔，年度捐款捐物总是在千亿元上下。2016年3月，国家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标志着国家的现代慈善法制体系基本确立。
2020年春新冠疫情应对社会力量所展示的慈善精神，正是多年以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生动体现。
二、中华慈善精神深度拓展：善文明的悠久历史传承
我们要瞻望中国慈善发展的未来趋势，首先需要探索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慈善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取得如此长足的进展？
毫无疑问，政府的基本政策适应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2019年已经达到人均一万美元，这是基本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但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中国的慈善能够取得更为突出的进步呢？
看来，对于中国之善，需要再认识。中华民族能够绵延五千年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慈善的文化而言，尤其是对于至善的认知与实践，确实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善的文明。
第一位的，是中国崇尚公共之善。中华民族所崇拜的三皇五帝，燧人氏的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等，都是为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李冰父子作为地方官员而修建都江堰这一旷世工程，人们同样尊崇其人并世代立庙祭祀。
天下为公的公共伦理要求政府承担发展国计民生之责并担负防疫救灾的基本责任。这也许是发达的农耕文明所特有的政治理念。与一些国家的政治伦理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因而对公共权力严格限制不同，中国社会传统强调政府承担大善的功能，特别强调官员的品行与以身作则，同时建立起严格而复杂的官员选拔与考核和监察机制！
在个体之善方面，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与家风和家族传承。中国著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规范，《大学》所要求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特别强调包括天子和平民在内所有个人修养的重要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养浩然正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已经成为中国人品、人格的基本内涵。
家风建设，更是中华文明优势。《易经》即强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而以《孔子家语》与《颜氏家训》、《武肃十训》等为代表的家族传承经典，则开创了诗书传家、家风教育体系化的先河。
社会之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尤为突出。范蠡三散其财，成为有史书记载的人类第一个慈善家。助人为乐，邻里互助，亲友互帮，乐善好施，构成了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史上，乞丐慈善家武训、状元慈善家张謇、企业慈善家经元善、总理慈善家熊希龄等，来自社会各界，均是捐出钱财，扶贫济困，兴办教育，奉献社会，成为中国现代慈善的重要引领者。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之善，有一突出特色，即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非灾难地区的人力，对灾区进行多种形式支援，直至发展到现代的一省对一县、一省包一市的对口援助制度，成为一种公共伦理！
中华文明融汇“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理念，崇尚大同世界的理想，希望与不同民族分享文明成果，不存在种族歧视、宗教争端的社会基础。在近代国际慈善组织进入中国以后，整个社会如同古代西天取经、引进佛教那样又一次开始全面吸收消化。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角度分析，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各个民族不断融合而成的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文明不断汇合生长的重要载体。
综上所述，中华慈善文明，大体上有几个突出特色。首先就是强调公共之善，特别注重政府公共职责的仁政与善治。再就是强调平民家庭与个人的教养功能，将善与孝紧密联系起来，坚信“百善孝为先“的信条；还有就是强调个人的修养与对社会的责任感，通称为家国情怀。同时，特别注重将善与文化学习结合，强调知书达礼。而由于中国聚村而居，社区之善，更是凝聚了家与国的精神，亲情与乡情，乡音与老乡的沟通与理解及互帮互助行为，更是突出中国之善的特色。
在这样的善文明格局中，当着疫情和各类灾害突然袭来的时候，其应对的方法自然呈现出十分独特的中国特色。政府、社区和地区、家庭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能够较快地共同行动起来，以正规与非正规的形式克服障碍，精诚合作，取长补短，汇聚成为巨大的力量，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救援效果。这样的善文明传承，恰恰是中华文明能够不间断地在一个地域持续生长五千年的重要基因，也是中国慈善事业能够在较短时期内获得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
三、慈善事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如何融入社会服务大潮的内在需求之中

在分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并且拥有深厚的历史与社会资源的同时，也要看到，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其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就是在组织之善与社会服务的紧迫需求之间还缺乏有机联系。

一方面，养老服务，儿童照料，各类残疾人的康复与生活质量提升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慈善组织承接这些服务的能力还相当有限；
在慈善活动中，各类倡导的论坛与会议为数众多；但在实践中，真正能够落地到社区并与基层社区紧密联系从而规模化地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行动还相当欠缺；
在理念倡导方面，信息公开已经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但在客观效果方面，如果要得到一个类别和一个行业的系统信息，比如大病社会救助的综合信息，则十分缺乏。
慈善事业发展所遇到的这些挑战属于结构性的缺陷。它表明，公共之善与慈善组织之善的对接还相当不足，许多慈善项目与活动还没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大地，缺乏与中国社会需求的深度对接，因而就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汲取中国社会的基本营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最为根本的原因，主要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当着社会救助制度已经基本确立，政府已经承担起了主体性的责任并全力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后，生活性的贫困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覆盖，医疗救助已经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中国的慈善项目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性转型。这个转型，就是要从一般性的生活贫困性物质救助转向各类困难群体的服务性照料，也就是说，要从社会救助转向社会服务。尽管社会中还有一定的贫困现象，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救助，但就总体而言，各类群体性的多重生活困难的问题则更为突出。仅以老龄化的挑战为例，在老年人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以后，他们的居家养老服务包括日常生活的照料则是更为紧迫的挑战。
也许人们会质疑，所有社会服务类的项目，不都是政府的责任因而只要通过政府机构或者采购商业的社会服务就能够解决吗？其实，这恰恰是最大的误解。因为，即使在发达国家，比如在德国，一半以上的养老机构都是由慈善机构来运营的。香港的慈善机构绝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于政府所采购的社会服务。
以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包括环境保护、海洋保护、动物保护等，尤其是以新冠肺炎的疫情应对，都不是一般的企业管理逻辑和规范所能适应的，都需要社会价值的深度介入，都需要博大的公共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类的社会服务业，都是社会价值为主导的事业。发展这种类型的企业、事业和社会组织，既需要博爱的现代慈善精神，也更需要胸怀天下的公共服务精神。否则，就很难担负起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对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焦虑以及“起步十年，依然起步“的批评，实际上既是对于慈善与养老服务业脱节现象的一种善意警告，也是直接明白地揭示出慈善与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互为表里的道理。
看来，只有立足中国大地的客观需求，重新认识中国之善，发现并拓展以公共精神为内涵的中国之善，努力学会用中国社会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传统来参与慈善，有效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类实际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化解当前慈善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四、广泛参与社会服务业的发展是实现慈善事业结构转型的关键
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战略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以慈善为基本使命的社会组织最为基本的职责就是从事各类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扶贫济困与抚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与救助各类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在国家慈善法对于慈善活动的定义中位列最前。而中国社会的提升性转型恰恰最为需要慈善组织广泛参与这类公益事业。同时，这类事业，都不是市场经济所完全能够覆盖的，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它们都是“市场失灵“的产物，是要弥补市场的不足，在这里最需要的是社会价值和公共精神，而不是个别原教旨市场经济论者所宣扬的”狼性文化“。所以，判断一个国家慈善事业发达与否，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要看其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与水平。由中国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万美元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社会服务也恰恰成为经济与社会提升的重要载体。可以说，国家与社会共同需要慈善事业的不断发达。
从具体的数据看，以社会服务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其领域的构成相当广泛，其规模的体量也相当庞大。扶贫济困、养老服务、大病救助、孤残关爱、灾难救援与教科文卫体等项事业，关联着十分广泛的行业，可以说，所有社会领域几乎无所不包。而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更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仅以养老与助残两个领域为例，202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6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国人口即达到13.5%即超过1.9亿，残疾人的数量则为8500万人。这样的数量，该需要多少服务人员与项目？粗略估算，没有几千万人员参与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很难会有社会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还有，社会服务业也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许多科技发明项目，信息技术的应用，环境保护，包括精神卫生和心理抚慰、社会工作、医务社工的发展，都与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业有着直接的联系，都需要慈善力量的投入！慈善力量一旦能够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服务业之中并发挥出主力军的作用，则中国的慈善事业完全会可能拥有亿万工作人员并开辟出社会就业的广阔空间。
也许人们会有疑问，慈善不就是捐款捐物吗？怎么还要参与社会服务呢？其实，这正是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最为重要的区别。
各国发展历程表明，当着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慈善组织的主体性职能，就是参与甚至主导各类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活动。中国慈善的发展历程也展示了这一历史趋势。以自闭症慈善项目为例，最早的慈善项目，就是由家长们所自发组织的项目来发起，后来各级政府行动，转化为一定的政策，现在依然还在完善的过程中。不过，所不同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许多慈善服务往往通过个体的道德模范来实践，化为人们的口碑，从而形成社会精神。现在，是需要将这些伟大的公共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组织化、专业化的凝结。
那么，慈善组织怎么参与社会服务？难道也要收费吗？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吗？这也是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需要明确回答的问题。
《慈善法》的第七章标题即是“慈善服务“，专门定义其为”志愿无偿服务及其它非营利服务“，包括医疗康复与教育培训等。也就是说，除了无偿服务之外，也要包括有偿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服务，如同大学收取一定的学费一样。如果说这是一种商业的话，那么，一定要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业，完全不同于政府与一般商业的联系！从实践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慈善组织服务的收入，一半往往来自于政府的购买服务或者收费性的服务，香港的慈善服务绝大部分来自于政府的固定购买服务，真正来自捐赠的部分只占很少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养老服务和儿童关爱与残障服务等，本身就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政府不可能完全承担起从事各类直接照料性服务的项目，所以只能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慈善组织来承担。由此也可以明白慈善组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
慈善服务的经济规模如何？只要稍微计算一下养老、儿童关爱与残障服务等项社会服务的价值，不难发现，少则几万亿元左右，多则有可能达到十万亿元以上。这样的规模，完全可以称之为“善经济“，即以社会服务为本但同时又大量接受政府和个人购买服务的经济。这样的体量也说明，即使世界经济出现一定的不景气，作为慈善服务的对象，更需要及时的照料，因而更有着广阔的社会需要和发展空间。可以说，慈善永远不会被“透支”，而是永远被使命所召唤从而不断被赋能增效！
五、专业慈善与社区慈善的结合并融入社会治理体系
面对社会服务的巨大蓝海，慈善组织如何选择全面进入这一领域的途径呢？从中国的现实看，特别需要发展专业慈善，提供社会服务，进而发展社区慈善并融入社会治理体系，最终将慈善事业与家国天下理念融为一体，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体系。
进入社会服务业，第一位的就是要专业化，因为只有专业化才可能职业化。现实需要几千万的人员从事养老、助残等项社会服务业，如此大量的就业人员不可能再简单采用临时工与农民工的方式来进行。这主要是因为这类服务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应该具有一定的较为熟练的专业技能，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这就需要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人员队伍，也就要有较为健全的职业体系。而为了建立健全这一体系，就需要理论与可操作性强的知识系统。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建立的非营利组织学科、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学科、养老服务专业、医务社工专业等，都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引进，而已经引进的不少学科也需要增强实务的内容，促成知识体系的转型，使这些专业真正能够与社会服务业的现实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既然慈善组织专业化的根本途径是各项相关社会服务工作的职业化，那么，如何才能较快地全面推进慈善职业化进程呢？在这里，特别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根本转型。一方面，必须使社会服务的知识实现从理论到经验，从经验到技术的转型，仅仅依赖书本知识无法开展社会服务，仅仅依赖临时招聘人员的办法不可能满足专业化社会服务的需要，这里的关键是要将理论与经验密切结合，同时将优秀的工匠提升为各行各业的技师。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经验只知道特殊，技术才知道普遍；”技术比经验更接近科学，技术能够传授而经验不能传授“ 。这就需要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专科教育，举办多种系统化的技术训练项目，而这些训练项目特别需要广泛兴办包括社区大学在内的各类专业技术学校来承接。
另一方面，社会服务必须与社区服务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将慈善服务落实到社区，建立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与社区服务三者的联合行动机制，才能较为充分地实现慈善事业的结构性转型。况且，在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并服务于社区居民，就容易使慈善服务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从而促成广泛的社会参与。从政策意义上说，这样的联动机制恰恰就是政府所鼓励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如果慈善服务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则慈善事业的发展就能够深深地植根于社区之中源源不断地汲取丰富的社会营养而茁壮成长，由此将会引领一场广泛的社会服务革命。
六、广泛参与社会服务业的发展是实现慈善事业结构转型的关键
进入2020年4月初，新冠肺炎的疫情正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全球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百万。中国的慈善组织如何参与这样一场国际人道主义灾难救助？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如何才能全面走向国际？
其实，现实的疫情国际救援行动正在开辟出中国慈善事业的全球化发展道路。这些行动包括：第一，社会大爱捐赠是基础。刚刚经历社会广泛捐赠并促成中国疫情初步稳定的慈善家大额捐赠和众多平民的捐赠，迅即向世界各国尤其是疫情严重的发达国家伸出援手，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兼爱“品格；第二，社会捐赠正在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以红十字会为重要平台的人道组织形成密切合作的机制；第三，物资捐赠、资金捐赠与医务人员支援、医疗技术支援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立体性的国际支援体系，包括中医与中药也在随着疫情应对的发展而走向世界。
疫情应对的国际支援行动表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国际化既是现实的必需，也是历史的必然，但客观上展现出来的是中国特色，我们需要自觉地适应这一趋势。首先，中国的慈善，既要学习各国的经验，同时更要继承发扬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的品格，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世界抗疫斗争的作用尤其是国际支援给予了高度赞扬，但也有些不理解的声音，甚至把有的国家立即要改正的错误政策也欢呼为“科学“而认为中国的办法太”土“！对于这些，还是要记住孔子《论语》的开篇教导：人不知而不韫，不亦乐乎！我们的援外行动应该在历史性时刻彰显人文光辉，同时，也要理解各类杂音，因为我们自己当年也有”打倒孔家店“甚至认为铁路会破坏风水因而花钱拆毁的行为；要外人系统理解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居然可以在阻击疫情方面拥有经验可供世界学习，一开始确实会有点勉为其难。
同时，中国慈善的国际化，还是要注重平台与合作的力量。需要与政府有关部门包括使领馆保持密切沟通，也要注意与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国际人道救援平台的合作。
还有，在疫情应对阶段需要包括中医在内的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将来也应该关注以5G为代表的技术装备，学习国家派遣援非医疗队的经验，真正提升受援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与医疗水平和生活保障等。
中国慈善事业的国际化还是一场大考，需要我们努力去探索！其实，新冠肺炎的国际疫情应对就是一个大课堂，我们需要认真学习，积极参与，从而加速中国慈善国际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