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奶奶江姐的模样

  七一建党100周年前夕，央广网记者采访了战略咨询专家、友成理事彭壮壮先生，请他谈谈关于他的祖母江竹筠烈士（江姐）的记忆。

       由此话题引出了电影《烈火中永生》背后的真实故事：共产党人如何为了坚守信仰挺过对生命的终极考验？ 而烈士的后人又如何理解先辈的革命情操和铁骨柔情？

       彭壮壮在访谈中讲述了他对祖父祖母精神的理解，以及他为继承祖辈遗志而带着自己出色的专业能力回归祖国怀抱、为国效力的心路历程。江姐的伟大情操和彭壮壮的报国壮志同样令人动容。

       山河已无恙，英魂耀中华。岂能忘：今天我们欣逢盛世，是无数位如江姐这样的烈士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奉献了一切争取来的！

       彭壮壮记得祖母江姐的模样，我们也记得，每个中国人都记得。

文章转载自：央广网

  时光倒回到60年前。

        1961年底，电影演员于蓝因病住院时，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了长篇小说《红岩》的连载，她被书中的故事情节深深感动，心里默想，一定要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

       出院后，她和导演欧阳红英、水华花了一年多时间，多次到北戴河、重庆等地收集资料，写下30多万字的笔记。

       在剧作家夏衍的帮助下，《红岩》的电影文学剧本很快出炉。周恩来总理从叶挺将军的一首诗中取“烈火中永生”为最终的片名。1965年夏天，电影在全国公映。

      真实版《潜伏》，从“假扮夫妻 ”升华的革命情谊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江姐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这是重庆解放前最黑暗的一段时期。除了对身体的极度摧残之外，最难过的坎还是丈夫彭咏梧被敌人杀害，以及和才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分离。

  电影里，国民党将领徐鹏飞对江姐说：“丈夫刚死，丢下个小孩，谁来带他？孩子三年五载长大了，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恐怕他也记不得了。何必走你丈夫那条死路？”可江姐选择的就是这条路，牺牲时，她年仅29岁。

      江姐的孙子彭壮壮回忆第一次知道奶奶时的情形：“我记得那是在幼儿园里的一个晚上，老师放了这部电影。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和电影中的主人公江姐有什么关系。放完电影之后，老师就跟全班的小朋友说，电影里江姐的孙子就在咱们班，就是壮壮。”

        这是彭壮壮第一次知道奶奶。此后很多年，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爷爷奶奶更多的故事。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渣滓洞监狱旧址讲解员熊珮介绍说，江姐和丈夫彭咏梧这对革命伴侣的爱情故事，和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翠平夫妇一样，最初也是由组织安排，假扮夫妻。

        熊珮说：“1943年，年仅23岁的江姐接到了党组织下达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和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假扮夫妻。彭咏梧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级职员，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必须要有一位女同志作为他的妻子进行掩护工作，当时的江姐就成了党组织挑选的‘彭太太’。”

        朝夕相处的两年里，志同道合的两个人感情逐渐升温。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彭云出生。

“他是活着的，永远地活在我心里” 

       1948年1月，在一次武装起义中，彭咏梧不幸中弹牺牲，敌人狠毒地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奉节竹园坪的城楼上示众。

        电影里，江姐目睹了丈夫的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上的惨痛景象，雨水和着泪水流下，心如刀绞却不能露出丝毫情绪。实际上，现实中是战友当面告知了江姐丈夫牺牲的消息。夫妻俩并没有在那样惨烈的情景中相见，但丈夫牺牲的噩耗，让江姐悲痛不已。

        彭壮壮讲述：“1948年春天，得知爷爷牺牲后，奶奶从下川东回到重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爸爸。因为爷爷奶奶去下川东从事革命工作，当时托付了另外一位地下党同志的妈妈在家里照顾几个孩子。奶奶去看爸爸时一直在哭，何奶奶觉得很奇怪，就问奶奶发生了什么事？奶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一直问，‘一两岁的孩子记不记得自己父母的长相啊？’何奶奶更觉得奇怪了，‘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再过几年全国解放了，你们一家三口团圆，有什么记不记得的？将来都生活在一块，孩子幸福成长。’听完，奶奶还是什么都没说。那天晚上她们住在一起，半夜时，何奶奶醒了，听到我奶奶在哭，这个时候奶奶才告诉她爷爷牺牲的事，她们两个在一起抱头痛哭。”

        江姐在给亲友的信中说，“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包括我最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窒息得透不过气来。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地活在我心里。”

        彭咏梧牺牲后，党组织原本决定让江姐调回重庆继续革命工作，也方便照顾儿子，但她拒绝了，她要去更危险的下川东。

        彭壮壮这样理解奶奶当初的选择，他说：“我想这个选择一定是特别艰难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不要说和孩子分离那么久，甚至可能会面临生离死别，仅仅分开一小段时间，就会很思念。我想当时她心中一定想着，要去把革命工作做好，让自己的孩子，让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可是她毕竟是一位母亲，心里怎会不惦记自己的儿子？她在给亲友的信中说：“现在我非常担心云儿，他将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我想念他……”

      用遍所有刑具，昏死好几次，她仍未吐露半点秘密

       1948年6月，江姐被捕后，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电影里的小萝卜头算是她黑暗生活里的一抹亮色。

  老虎凳、辣椒水、竹筷子、吊索、电刑……国民党反动派以为，身高不到1米5的江姐会经不起这些酷刑，很快就能从她身上打开缺口，破获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没想到，用遍所有刑具，江姐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好几次，依然未吐露半点秘密。彭壮壮后来听奶奶的战友讲，受刑后因为太过疼痛，奶奶经常要使劲咬着被子，棉絮都被她生生咬了出来。

  彭壮壮说：“在大家记忆中，奶奶一直都非常坚强，自己坚强地忍受着受刑之后的痛苦。有这么一个细节，受刑后，她会因为身上的伤痛死死咬住被子，或者拿手攥着被子，但是她不想让伤痛影响到其他难友。就在前不久，我听纪念馆的同志们讲，他们做研究之后发现，奶奶受刑之后要戴上特别重的脚镣。有一次她受刑回来，盖上被子，大家发现因为她人很瘦小，所以她的脚能从脚镣里挣脱出来。大家就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秘密，将来如果真的有机会越狱，脱险的时候很重要。”

       “二十几位烈士中，大部分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

        影片结尾，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好消息后不久，江姐和许云峰被国民党残忍杀害，渣滓洞其他战友被成功救出，与解放军会合。而事实远比电影残酷得多。

       1949年11月14日，江姐被敌人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死后遗体还被敌人残忍地用镪水化掉。那一年，她只有29岁，她的儿子刚刚3岁。

  国民党残匪在溃逃前的11月27日，还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200多位革命志士均被杀害。3天后，重庆解放。

       2009年，彭壮壮到重庆，第一次在奶奶牺牲的地方看到了她的墓碑。

       彭壮壮回忆：“当时刚刚被清理出来，都还没有柏油路，车顺着泥路走到半山腰，然后我们下来继续走。一边走，纪念馆的同志们就告诉我们，他们前不久刚把这片刑场清理出来。当时清理过程中，没挖下去多久，就发现了很多子弹壳，所以这里就是当年这批革命烈士最后行刑牺牲的地方。当时上到电台岚垭，有一个小平台，上面有二十几位烈士的墓碑，我在每一个墓碑前面都站了一会儿，看了他们的生平。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们大部分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那年我35岁。”

  “在爷爷奶奶战斗过的地方，我决定回国 ”

        彭壮壮第一次到重庆渣滓洞监狱旧址，是在2000年。

        那一年，他即将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未来究竟该如何选择，他心中充满迷茫。思来想去，他跟父亲说，他想回国去爷爷奶奶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

  彭壮壮说：“那是我第一次去重庆，第一次去歌乐山烈士陵园，看到奶奶牺牲的地方。我们又顺着长江往下去到云阳，这是爷爷出生的地方；去到奉节，这是爷爷长眠的地方。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奉节的老县城，我走在青石板的路上，旁边非常热闹，很多乡亲们都出来吃火锅、摆龙门阵。当时觉得可能这条路以前爷爷奶奶就走过，过了这几十年，真的有一种换了人间的感觉，但是他们的精神依然在这儿，这是我要回来的地方。就是在那天晚上，我特别明确地决定，在博士毕业之后一定要回国。”

      “你奶奶的字，写得真好！”

       在牺牲之前，江姐曾托监狱看守秘密转交给表弟谭竹安一封信。没想到，这封写于1949年8月26日的信，成了她的绝笔信。

        她在信里写到，“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彭壮壮说，这样的教导算得上是他的家风。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在我小时候，我的父母出国了，我跟着姥姥姥爷长大，他们依然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要求我。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父亲因为太长时间没有看到孩子，就写信问我想要什么，我想了半天说，要件毛衣吧。父亲就买了件毛衣托人带回来，但是外公就说，‘不能穿，你这样特殊，就会和班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这样不好’。”

  江姐在狱中写的这封信，是用筷子磨成竹签作笔，用棉花烧成黑灰当墨，所谓的信纸，就是如厕用的毛边纸。

        彭壮壮回忆，他第一次看到奶奶的这封亲笔信，是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批革命文物从全国各地送到北京展览，有一天上课时，当时小学的校长就到班里把我叫出来，让我一起去看一下这批文物。整个展室里没有其他人，只有校长带着我。我们站在展示柜前面，看到了那封信，非常小，大概能放在手掌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校长跟我说，‘看，你奶奶的字，写得真好！’她手受过很重的刑，还能把字写得这么好，我想她心里一定想着，将来自己的孩子会看到这封信，要把她对孩子的爱留在这封信里。”

       “奶奶的样子，爸爸记得，我也记得 ”

        彭壮壮告诉记者，回国后的这些年里，他经常会和爸妈回到重庆。“奶奶生前一直想知道，一两岁的孩子会记得爸爸妈妈的样子吗？”站在奶奶的墓碑前，彭壮壮最想跟奶奶说，爸爸记得，他也记得，从不曾忘。

        “2010年的时候，我陪爸爸妈妈去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祭拜奶奶。我记得烈士陵园有一长串台阶，上到一个平台，那里有十几位革命先烈的雕像，其中就有我的奶奶。”彭壮壮回忆。

        “我和爸爸妈妈一路都没有说话，走到奶奶的雕像前面，爸爸站在那儿注视良久。父亲说，‘奶奶是圆脸，下巴尖尖的，这个长相我遗传了很多，我也是下巴尖尖的，你像爷爷更多一些。’我比父亲高不少，爷爷身材挺魁梧的。父亲还说，‘我们从爷爷奶奶身上遗传了爱学习的基因。’爷爷奶奶都是生在乡村，小时候的生活很贫穷，但是他们特别爱学习。爷爷考取了师范，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是一名老师。奶奶花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准备和复习，就考入了四川大学。”

       在儿子8岁那年，彭壮壮也带他到过重庆，去看了江姐住过的牢房，看了小萝卜头牺牲的白公馆，儿子当时就哭了。回到北京后，他把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制作成了一幅手抄报，题目叫：“ 改变世界的人”。

  彭壮壮说，每一次歌剧《江姐》复排，父亲都会托朋友帮忙录成磁带寄给他，其中的《红梅赞》《绣红旗》，父亲不仅会唱，还会经常在钢琴上弹。这些歌曲，他也早已烂熟于心。

        彭壮壮说：“我觉得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会想到不同的歌曲。有时候需要一些鼓舞，就会听《红梅赞》，有时候需要感受一下和奶奶之间的情感，就会听《绣红旗》这种曲调比较抒情的。”

文章转自《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彭壮壮

       彭壮壮，革命烈士江姐之孙。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哈佛大学数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麦肯锡公司大中华区电信和媒体行业咨询核心领导人之一。曾协助国家商务部制定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策略，帮助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产业规划及区域发展政策，帮助跨国企业考虑在华外包战略和城市选择。

中文名：彭壮壮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74年

毕业院校：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