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丨边远地区孩子用眼健康之困：需点亮的不止是眼睛

“为什么眼前的世界越来越模糊？难道只有我是这样的？这都是我的错……”

你可能会问：就因为认知不足、没有及时介入引导，视力问题竟会成为阻碍乡村孩童成长的拦路虎？但这样的现象，确实就被昆明市官渡区点亮眼睛教育公益支持中心（以下简称点亮眼睛）亲眼看到了。

2018年，点亮眼睛在昆明市官渡区注册，但此前，点亮眼睛早已就边远地区孩童视力问题奔波了多年。从2012年至今，点亮眼睛到达一个又一个乡村，给一名又一名近视学生提供免费眼镜，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孩子们的困惑：“不，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不容忽视的乡村视力问题

在网上搜索“点亮眼睛”，有关报道不算少。有文字报道，有纪录片，讲述了近视背后的万象。

“因为近视成绩下降”“家人认为戴眼镜是读书人干的事，戴上眼镜干农活像什么样子”……各类观念交织，组成了一张视力百态网。

就在2020年6月，我国发布首部《中国眼健康白皮书》。白皮书指出，2018年，我国近视人数已经超过6亿人，其中，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为53.6%，大学生近视率更是超过90%。我国边远乡村近视孩童就隐匿在这组调研数据之下。

澎湃新闻也曾发过一篇与农村近视孩子相关的调查报道，报道指出，农村孩子和家庭对眼睛近视没有强烈意识，有很多孩子近视久了也没有戴眼镜，他们以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模糊的。调查发现，农村孩子仅有17%的近视孩子配戴了眼镜，相当于每6个近视的农村孩子，只有一个人配戴了眼镜。

各种相关调研表明，使用电子产品、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昏暗灯光、坐姿不对等是造成城乡小孩近视的共同因素。但城市的家长对于孩子的用眼健康意识会相对来说高一些，农村的孩子很少有用眼睛健康意识。大部分留守儿童使用电子设备时没有节制。另外，好多乡村孩子会在白天搬个凳子到大太阳下做作业，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好习惯。

如果不是深入乡村，真切接触到每一个鲜活案例，大家会很难想象“近视了就配眼镜”这样像吃饭睡觉一样，再正常不过的事竟然会被忽视，甚至被当作是“不正常”的，让有些乡村的成年人也产生排斥心理。

“在很多乡村，家长会有意识上的误区。如果视力恶化，高度近视甚至会带来失明的高风险状况。” 点亮眼睛理事长兼秘书长杨锦在这些年从事公益项目中，接触了无数个边远乡村孩童。她发现，“许多看不清黑板的孩子，有的在沉默中忍受模糊；有的告诉了父母，但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没有得到及时矫正；有的家长哪怕知道孩子近视了，却不给孩子配眼镜。”

杨锦看到，除了家长、孩子的用眼健康意识，视光资源的匮乏也是边远乡村眼部健康环节不容忽视的问题。边远地区的县乡级医院通常没有眼科或视光中心，对于很多乡村来说，有资质的视力检查场所怎么着也要2到5个小时的车程。

哪怕是杨锦自己的老家，一直到2017年，县城人民医院依旧没有独立的眼科，仍缺乏提供专业验光服务的验光师。县城里的眼镜店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眼镜佩戴问题，但在专业度上依旧会存在验光不准、配镜前不散瞳等问题。另外这些眼镜店里售卖的眼镜价格不等，这对于那些一年收入只有1万元左右的乡村家庭实在是一笔不算小的开支。

其实杨锦身边的朋友也不太理解公益。当听说她要为中国边远乡村孩子筹眼镜时，他们是有很多困惑的。

关注到乡村孩童的视力问题，源于多年前的一次机缘巧合。

一次偶然机会，杨锦成为了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在云南的中间对接人。在工作过程中，她研读了许多关于乡村的资料，她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临时帮忙三个月”能解决的事儿，她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工作。杨锦的性格坚决不允许自己半路撂挑子不干，于是，她向自己原来的公司请了半年的假期，专注到美丽中国的工作中。

加入美丽中国的半年，杨锦对于中国乡村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思考，也有了太多收获，于是她索性和公司辞了职，全职加入到美丽中国。杨锦还记得前老板还挺郁闷的，“一开始请假一个月，之后请假半年，现在直接辞职？”

也就是在美丽中国工作的那段时间，杨锦听说了“点亮眼睛”项目。这个项目是2012年，由2名曾在乡村支教的美国人Andrew与Sam 发起的公益项目。项目背后的原因，是发起人在支教过程中，看到了不少乡村孩童近视了却没配戴眼镜，学习和生活因此面临诸多障碍和挑战。

2014年，当Andrew与Sam想要与杨锦合作时，她没有丝毫的犹豫。从踏入“点亮眼睛”的第一天，杨锦就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在经营。她也会跟团队小伙伴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都说教育改变命运，但前提是能看清楚。某种程度上，一副眼镜可能改变一个乡村孩子的命运。”杨锦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小县，一路闯荡到北京，她越发看到了地区差异带来的教育鸿沟。尤其是2011年，自己女儿出生后，这种感觉更甚。加之杨锦自己就是高度近视，那种看不清世界的个中滋味儿，自己最能体会。“虽然这个议题很大，但确实需要做一些东西，来改变教育不均衡的现状。”

“我做项目这些年一直在农村，目睹了农村因为脱贫政策带来的硬件上的巨大改善。但对于‘软件’，大家都知道，这是短期内难以取得大改变的。”就拿视力检查来说，在一些地方，孩子们压根就没见过视力表，更别说怎么通过视力表检查视力了。因此，点亮眼睛去到学校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教老师和孩子们怎么通过视力表检查视力。

这些年，点亮眼睛将目光聚焦到云南的大村小镇，致力于解决农村及边远地区儿童用眼健康问题。

团队会从低收入地区寻找到最需要帮助的学校，让学校指定1-2名老师接受培训成为点亮眼睛爱眼大使，以便于之后项目的对接。并联络专业医疗资源，为孩童们进行眼部卫生检查及免费验光配镜。

项目开展模式主要为2种：一种是与当地医疗资源合作。在每一个项目开展地，点亮眼睛会和当地的县级人民医院或专业眼科医院合作，为学生们提供专业的眼科检查和验光矫正。这样的合作模式更具可持续性，不仅为当地补充了视光医疗资源，也为学生的后续检查提供了便利。

另一种是由点亮眼睛对接专业医院，集中将由专业医生和验光师组成的志愿团队带往各合作学校，为学生进行眼健康检查，为有需要的学生配眼镜。

“点亮眼睛的核心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学生利益出发，团队希望视力不良的孩子能获得必需的视力检查和视力保障，进而实现个人发展。为什么会坚持这么多年，就是看到了农村确实有这样的需求。”杨锦谈道。

每当看到孩子戴上眼睛后，对眼前这个世界露出笑容的一刻，大家从内心感到：值了。

只有真正将项目落地，才知道要解决的事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项目开展这些年，点亮眼睛遇上过这样那样的挑战。资源协调、项目资金筹措、疫情挑战，每一项都是不小的考验。

像点亮眼睛这类需要去学校推行的眼健康项目，复杂点在于需要与教育、卫生及行政部门合作。但很多时候并不能与所有相关部门在谈判中达成一致。

现在，点亮眼睛仍旧在探索一个高效的项目拓展方式。

在资金这块儿，近些年，点亮眼睛相继开通了乐捐、月捐，也陆续有基金会资助、企业捐赠，但只能说勉强能维持团队的正常运转。

点亮眼睛项目进行第一期的时候，不同意配镜的家长最多，有家长就是死活不肯让孩子戴上眼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家长开始会主动来询问用眼健康事项。行之所及处，孩子们的用眼健康观念，也逐渐有了些许改善。

觉得自己很难，团队快挺不过去了的时候，某个教育局人员、学校老师突然打来的电话会送来及时的帮助。

有捐赠者看到这么多年杨锦还在做这个事，他就会觉得“你通过我的考验了”，送来“及时雨”。

“其实我觉得做公益就是这样，你遭到了许多拒绝，你也得到了许多帮助。”从事点亮眼睛工作这么多年，杨锦调侃，连自己的朋友都会不可思议地问，“你还做这事儿呢？”

配戴眼镜看似只是一个小的行为，但从地区更长远的建设来说，这是对于教育、人才培养的投资。从事公益也不算短了，这让杨锦看到了一些大众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我在这个行业10年了，一开始就在谈影响力的问题。但是越是意识层面的东西，越是根深蒂固，越是难以改。不仅是外因，也需要内因做出改变。一些地方，我从14年就开始谈项目，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推进。越是发达的地区，不论官员还是民众，对于公益的接受度会越高，他们会更充分利用公益的资源解决问题，但对于封闭的地方，就更困难一些。”杨锦感叹道。

“其实公益机构更需要高效，更需要专业的管理人才。我现在还是蛮鼓励商业与公益之间的跨界的，可以把商业思维中的某些优点用到公益上来。现在公益行业充满各种变化，真的不能只是靠捐赠为生。因此，不管兼职、全职，能够将商业的宝贵经验带给公益，也是很好的。”杨锦蛮认可将商业中活动策划能力运用到公益中来，她也非常注重在公益项目、机构运营上的专业性。

“当我们一起合作项目的时候，不管你之前的工作经验是什么，现在都必须按照现在的专业指导去做。不专业的处方单，是对孩子们不负责。”杨锦说，点亮眼睛把每一个孩子当成自己的VIP来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项目质量。“既然要做一个项目，就要提供自己能力范围内最专业的服务。公益为什么难，这个行业的生态建设还是挺差的。包括政策、监管、沟通等。”

▲“点亮眼睛”工作坊现场图片

未来，点亮眼睛希望把自己能链接到的所有资源形成合力，扩大项目的影响力解决更多的农村学生视力健康问题。杨锦表示，点亮眼睛未来2至3年，主要还是聚焦在学生的视力健康，除了一直在开展的屈光矫正项目，点亮眼睛计划增加弱势、斜视、白内障手术救助。

中国农村屈光不正的学生群体非常庞大，点亮眼睛未来最想要做的事，除了不断地从学生为中心升级迭代公益产品，也计划与更多有意向的机构合作，将项目培训、执行细节等经验输出，在更多地区为农村学生解决视力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