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自愿和透明，“第三次分配”的铁律

本文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在9月8日举办的“中欧美慈善合作倡议论坛”发言内容。

最近，中国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2004年，我和范宝俊两位全国政协委员递交提案，建议建立一种通过市场按照竞争性原则进行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按照强制性原则进行第二次分配和通过社会按照志愿性原则进行第三次分配的新型分配机制，使社会资源分配趋于公平。这份提案介绍了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为主旨的希望工程捐款转移方式：希望工程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7元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贫困地区，有88.2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

希望工程启动于1989年。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穷国办大教育，尚无力解决农村孩子因贫失学的问题。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的希望工程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上述数据，来自于联合国技术评估机构1998年所做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报告》。

这份《评估报告》还表明：“在各省会城市，16岁以上的居民中，93.9%的人知道希望工程。在知道希望工程的居民中，63.5%的居民本人以各种方式为希望工程捐过款；61.6%的居民所在的单位为希望工程举行过劝募活动。希望工程已经成为较为社会化的公益事业。

“关于对希望工程的捐款是否出于自愿的问题，97.8%的个人捐赠者回答‘是自愿’；0.6%说‘不是自愿’；1.6%表示‘说不清楚’。集体捐赠者联系人的回答与此相似，96.4%的联系人回答‘是自愿’；0.4%说‘不是自愿’；3.2%表示‘说不清’”。

希望工程募捐不仅强调自愿原则，还设计了公开透明的一对一资助模式。每一笔捐款都有明确的资助对象，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公开透明和公众监督成了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

希望工程创造的最大“社会资本”是信任。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高层领导，均以平等的个人身份参与希望工程。1992年，邓小平先生两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希望工程捐款，25名受助孩子“给邓爷爷的感谢信”经媒体披露，不仅产生了不令而行的强大号召力，还诠释了民间公益的纯粹性。“创新社会动员机制”，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希望工程30周年时所给予的评价。

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为4496.4亿美元，占该国当年GDP2.1%；美国非营利组织在教育、医疗、养老、社区服务领域的作用举足轻重。与之相比，中国在慈善捐赠绝对数上相差18倍，占GDP比重上相差12倍，在同类社会服务事业中的所占份额，也是微乎其微。

32年前开始的实谓“穷人帮更穷的人”的希望工程，尚且可以做到全民参与，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中央政府提出把第三次分配作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对于推动公益事业发展无疑是重大利好。只有坚持自愿和透明，把社会信任作为第三次分配的生命线，方可保证这项制度的顺利推进。

本文转载自南都公益基金会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