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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公益年会之“企业家时代担当与引领” | 徐永光: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在中国

2018年12月21日,2018中国公益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落幕。在年会第二篇章“商业资本的社会化路径”中,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以《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为主题发表了精彩的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在中国

什么叫社会企业?我画了一个靶向图。把中国的企业放在一个靶子上,看看这些企业都做了什么,他们打靶打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企业打靶打在了O环甚至是脱环,污染环境、制假售假的无良企业,损害员工利益、生命安全的血汗工厂;我们有一部分企业是能够达到六到七环,这些企业是能依法纳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企业。我认为,中国企业大多数处于五环上下,离靶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八环的企业是哪些呢?是实施战略公益的企业,把公益原则渗透到产业链当中,包括互联网、高科技、环保、绿色农业、绿色食品这样的一些良知企业,还有分享经济的平台企业。九环的企业,养老、教育、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体育、儿童、残疾人就业,这些企业他们服务的领域和公共领域、和政府管的领域已经契合了。他们用优质产品服务满足社会需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环就是打中了靶心的,满足社会刚需,指向社会痛点,精准解决社会问题,把这些作为自己目标的企业。

举个例子,绿康,这个机构是临床医生卓永岳创办2006年,专办定位于失智失能老人的医养护理,形成了医、养、护、康、教、研六位一体的健康养老产业链。这个机构首先抓住了社会痛点,这些失智失能老人是医院往外推、家庭难照料、社会有刚需、国家应担责的。对这些老人,政府十几个部门都有分工,但是“九龙难治水”,政府自己干不好。所以,对于这种社会痛点,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该做做不好;NGO无钱无权缺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权有能力,趋利不愿做。

天降大任于社会企业。绿康在过去的8年的“民非”身份中,从25张床位做到700张床位,已经是中国最大。2014年得到投资以后,在四年时间,床位已经超过了1万张,成为亚洲最大的医养结合的集团,而且收费不高,因为好多项目是公建民营,是政府设施,由它来做。

下面一个观点,中国将成为影响力投资世界第一大国。三条理由:理由之一,中国二十年前的“民非”制度,它的起始是吸引商业投资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过去这些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都是国家办的,“民非”制度出台以后,送到国务院的法规名称叫做《民办事业单位条例》,国务院讨论的时候,说“事业单位是国家的,不能叫事业单位”,所以起了个名字叫“不是什么东西的条例”。1998年,全国基金会524家,全年捐款8.9亿人民币,“希望工程”占了大概2个亿,根本不可能投入这些民办的事业,都是商业来投资的。实际上是吸引商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弥补政府的供给不足,登记必须登记为“民非”。政府说企业直接来不好,所以就戴帽子了。民办学校是教育企业拿到办学许可证,民办医院是医疗企业拿到行医许可证,民办养老是养老企业拿到养老牌照……实际上是商业拿到了一个许可证,是一个民非的牌照来做。现在民非40多万家,其中80%以上是商业投资的。

理由之二,在世界各国,社会企业主要是关注金字塔底部人群,是挖掘金字塔底部财富,支持弱势群体自立自强。在中国存在诸多社会问题——食品安全是天大问题,保护生态是地大问题,健康养老是命大问题,还存在很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补短板、惠民生,这就是我们影响力投资的领域。所有社会问题都蕴藏着商机,只有把解决社会问题变成有利可图的事业,社会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为什么用公益“烧钱”的办法不能完全解决社会问题呢?因为公益“烧钱”是有天花板的,没有钱了,社会问题怎么解决?但是用商业模式,一方面可以做大,还可以赚钱,能够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这叫可持续。

影响力投资的市场规模,从养老产业、医疗健康产业、民办教育、环境环保产业、普惠金融、扶贫产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分享经济平台,一共加起来几十万亿。这是补短板、惠民生,属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范围,也是十九大提出的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范围。

理由之三,影响力投资很快进入了市场主流,红杉资本沈南鹏接受采访的时候,红杉资本未来会更加关注社会企业投资,中国扶贫基金会创办的小额贷款企业得到了红杉资本投资,后来又得到香港天天向上基金和蚂蚁金服的战略投资。2015年7月,由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发起的桃花源基金会,20名理事募集了1亿美金,用影响力投资的模式,建立自然保护基地,开展生态保护的相关活动,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机制和新模式。2019年第五届中国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论坛年会,红杉资本沈南鹏将作为轮值主席。马蔚华也讲,赞成影响力投资介入市场主流的判断。

刚才很多人都提到了多米尼400指数,这是上世纪90年华尔街的多米尼女士在上市公司当中找到了400家关注社会的企业,建立了多米尼400指数。社会投资责任指数,头十年年化收益率是20.8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8.7%。经过了金融海啸之后,到2010年,20年的节点时,还有一个比较,多米尼社会投资责任指数的收益率高于标普70%,现在美国已经有9%的投资资产属于影响力投资。

我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作为公益的基金会,怎么样在社会企业、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领域发挥作用?这就是现在最新的词,“混合金融”。对基金会来讲,过去一个是传统资助,一个是传统投资。南都基金会在传统资助方面,有投资于项目和投资于人的“新公民计划”和“银杏伙伴计划”,是纯自助的;有投资于机构、扩大影响力的“景行伙伴计划”;有和17家机构联合共建的“中国好公益平台”,是投资于好公益产品的规模化。


在纯资助端,我们做了与项目相关型的投资,这个也是国际潮流,即资助、奖励、无息贷款,给予初创的社会企业。初创的社会企业是拿不到投资的,拿不到投资怎么长大,需要基金会在这个阶段进行培育。2009年以来,南都投入近2亿人民币,通过资助、奖励、免息贷款支持160家伙伴的发展,其中1/3是社会企业。我们资助的景行计划,其中有一家叫做“亲近母语”,是做母语教育的,这家机构4年前得到了南都基金会的资助,资助了127万,纯资助。他们的项目得到了提升,形成了商业模式,今年拿到了禹宏资本的1600万的影响力投资,估值应该在几亿。但是南都基金会对他们是纯资助,他们做大了我们不需要占有股权,过去是烧钱的,一个烧钱的机构通过基金会的资助培育,变成自己能“飞”的机构,能够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能够满足更大的社会需求。对基金会来讲,你要有胸怀,第一你要有风险意识,你敢于资助他们,资助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还有一个,要有胸怀,他们“飞”了是你的成功,说明你资助对了,所以不要说纠结,是不是要给股权?不需要。到现在为止,南都每年5000万资助都是纯粹的资助,我们还是做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天我借这个大会告诉大家,不要误会,也不要造谣,说南都基金会不做资助了,我今天郑重地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南都基金会的钱在资助端,就是资助,不要回报。


在投资端,第一是红杉资本的LP进行资产保值增值,给了非常好的回报,6年差不多有3倍回报。今年在投资端也是国际最前沿的,基金会的投资有一部分要用在影响力投资。这个投资端叫做宗旨驱动型投资。5000万进入禹宏资本,做禹宏资本的LP,这个是股权收益,投出去是要有收益的,追求社会目标和财务收益的同步,这是影响力投资,形成了影响力投资打通了基金会混合金融的价值链。我告诉大家,这在中国是第一家,全部打通的,在国际上也是少数几家基金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希望明年,混合金融成为很多公益基金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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