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公益年会之“企业家时代担当与引领” | 徐永光：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在中国

2018年12月21日，2018中国公益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落幕。在年会第二篇章“商业资本的社会化路径”中，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以《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为主题发表了精彩的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在中国

什么叫社会企业?我画了一个靶向图。把中国的企业放在一个靶子上，看看这些企业都做了什么，他们打靶打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企业打靶打在了O环甚至是脱环，污染环境、制假售假的无良企业，损害员工利益、生命安全的血汗工厂;我们有一部分企业是能够达到六到七环，这些企业是能依法纳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企业。我认为，中国企业大多数处于五环上下，离靶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八环的企业是哪些呢?是实施战略公益的企业，把公益原则渗透到产业链当中，包括互联网、高科技、环保、绿色农业、绿色食品这样的一些良知企业，还有分享经济的平台企业。九环的企业，养老、教育、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体育、儿童、残疾人就业，这些企业他们服务的领域和公共领域、和政府管的领域已经契合了。他们用优质产品服务满足社会需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环就是打中了靶心的，满足社会刚需，指向社会痛点，精准解决社会问题，把这些作为自己目标的企业。

举个例子，绿康，这个机构是临床医生卓永岳创办2006年，专办定位于失智失能老人的医养护理，形成了医、养、护、康、教、研六位一体的健康养老产业链。这个机构首先抓住了社会痛点，这些失智失能老人是医院往外推、家庭难照料、社会有刚需、国家应担责的。对这些老人，政府十几个部门都有分工，但是“九龙难治水”，政府自己干不好。所以，对于这种社会痛点，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该做做不好;NGO无钱无权缺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权有能力，趋利不愿做。

天降大任于社会企业。绿康在过去的8年的“民非”身份中，从25张床位做到700张床位，已经是中国最大。2014年得到投资以后，在四年时间，床位已经超过了1万张，成为亚洲最大的医养结合的集团，而且收费不高，因为好多项目是公建民营，是政府设施，由它来做。

下面一个观点，中国将成为影响力投资世界第一大国。三条理由：理由之一，中国二十年前的“民非”制度，它的起始是吸引商业投资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过去这些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都是国家办的，“民非”制度出台以后，送到国务院的法规名称叫做《民办事业单位条例》，国务院讨论的时候，说“事业单位是国家的，不能叫事业单位”，所以起了个名字叫“不是什么东西的条例”。1998年,全国基金会524家，全年捐款8.9亿人民币，“希望工程”占了大概2个亿，根本不可能投入这些民办的事业，都是商业来投资的。实际上是吸引商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弥补政府的供给不足，登记必须登记为“民非”。政府说企业直接来不好，所以就戴帽子了。民办学校是教育企业拿到办学许可证，民办医院是医疗企业拿到行医许可证，民办养老是养老企业拿到养老牌照……实际上是商业拿到了一个许可证，是一个民非的牌照来做。现在民非40多万家，其中80%以上是商业投资的。

理由之二，在世界各国，社会企业主要是关注金字塔底部人群，是挖掘金字塔底部财富，支持弱势群体自立自强。在中国存在诸多社会问题——食品安全是天大问题，保护生态是地大问题，健康养老是命大问题，还存在很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补短板、惠民生，这就是我们影响力投资的领域。所有社会问题都蕴藏着商机，只有把解决社会问题变成有利可图的事业，社会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为什么用公益“烧钱”的办法不能完全解决社会问题呢?因为公益“烧钱”是有天花板的，没有钱了，社会问题怎么解决?但是用商业模式，一方面可以做大，还可以赚钱，能够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这叫可持续。

影响力投资的市场规模，从养老产业、医疗健康产业、民办教育、环境环保产业、普惠金融、扶贫产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分享经济平台，一共加起来几十万亿。这是补短板、惠民生，属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范围，也是十九大提出的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范围。

理由之三，影响力投资很快进入了市场主流，红杉资本沈南鹏接受采访的时候，红杉资本未来会更加关注社会企业投资，中国扶贫基金会创办的小额贷款企业得到了红杉资本投资，后来又得到香港天天向上基金和蚂蚁金服的战略投资。2015年7月，由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发起的桃花源基金会，20名理事募集了1亿美金，用影响力投资的模式，建立自然保护基地，开展生态保护的相关活动，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机制和新模式。2019年第五届中国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论坛年会，红杉资本沈南鹏将作为轮值主席。马蔚华也讲，赞成影响力投资介入市场主流的判断。

刚才很多人都提到了多米尼400指数，这是上世纪90年华尔街的多米尼女士在上市公司当中找到了400家关注社会的企业，建立了多米尼400指数。社会投资责任指数，头十年年化收益率是20.8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8.7%。经过了金融海啸之后，到2010年，20年的节点时，还有一个比较，多米尼社会投资责任指数的收益率高于标普70%，现在美国已经有9%的投资资产属于影响力投资。

我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作为公益的基金会，怎么样在社会企业、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领域发挥作用?这就是现在最新的词，“混合金融”。对基金会来讲，过去一个是传统资助，一个是传统投资。南都基金会在传统资助方面，有投资于项目和投资于人的“新公民计划”和“银杏伙伴计划”，是纯自助的;有投资于机构、扩大影响力的“景行伙伴计划”;有和17家机构联合共建的“中国好公益平台”，是投资于好公益产品的规模化。

在纯资助端，我们做了与项目相关型的投资，这个也是国际潮流，即资助、奖励、无息贷款，给予初创的社会企业。初创的社会企业是拿不到投资的，拿不到投资怎么长大，需要基金会在这个阶段进行培育。2009年以来，南都投入近2亿人民币，通过资助、奖励、免息贷款支持160家伙伴的发展，其中1/3是社会企业。我们资助的景行计划，其中有一家叫做“亲近母语”，是做母语教育的，这家机构4年前得到了南都基金会的资助，资助了127万，纯资助。他们的项目得到了提升，形成了商业模式，今年拿到了禹宏资本的1600万的影响力投资，估值应该在几亿。但是南都基金会对他们是纯资助，他们做大了我们不需要占有股权，过去是烧钱的，一个烧钱的机构通过基金会的资助培育，变成自己能“飞”的机构，能够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能够满足更大的社会需求。对基金会来讲，你要有胸怀，第一你要有风险意识，你敢于资助他们，资助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还有一个，要有胸怀，他们“飞”了是你的成功，说明你资助对了，所以不要说纠结，是不是要给股权?不需要。到现在为止，南都每年5000万资助都是纯粹的资助，我们还是做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天我借这个大会告诉大家，不要误会，也不要造谣，说南都基金会不做资助了，我今天郑重地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南都基金会的钱在资助端，就是资助，不要回报。

在投资端，第一是红杉资本的LP进行资产保值增值，给了非常好的回报，6年差不多有3倍回报。今年在投资端也是国际最前沿的，基金会的投资有一部分要用在影响力投资。这个投资端叫做宗旨驱动型投资。5000万进入禹宏资本，做禹宏资本的LP，这个是股权收益，投出去是要有收益的，追求社会目标和财务收益的同步，这是影响力投资，形成了影响力投资打通了基金会混合金融的价值链。我告诉大家，这在中国是第一家，全部打通的，在国际上也是少数几家基金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希望明年，混合金融成为很多公益基金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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