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佑平：中国的慈善文化有哪几个源头？

刘佑平：中国的慈善文化有哪几个源头？

刘佑平，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

慈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慈善文化并不只是很多人理解的好人好事，而是从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层面，到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纵向来看，同几十年前相比，我国当前慈善文化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慈善作为一种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被否定怀疑的东西，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今天被民法典、慈善法肯定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弘扬慈善文化，培养公民慈善意识，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这都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慈善文化还处于需要重新启蒙的阶段。

横向来看，同国际上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慈善尚未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生活方式；从慈善行为模式的结果来看，也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很不相称。中国的财富积累增长很快，GDP体量自2010年以来一直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社会捐赠还处在起步阶段，如果拿慈善捐赠总量占GDP的比值来进行参照，我们与发达国家还相差很大。英国慈善救助基金会每年会发布一份全球慷慨指数，2015年中国位于世界146个国家中的倒数第2名，而且连续几年我们都在倒数前10名里。这说明我们对慈善文化和理念的启蒙、普及远远不够，从每个人的思想观念到行为模式，再到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行业发展，都还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去做更多的努力。

中国的慈善文化有多个源头。一方面，有来自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国很多历史典籍里都有慈善精神的体现，比如我们古代被誉为财神的陶朱公范蠡，他三度散尽家财去帮助身边贫困的朋友乡邻。比如从宋朝到明朝，江浙有很多自发的民间慈善组织。明朝的时候成立了很多慈善会，或者善堂，他们会把大家组织起来，帮助周边的人。另外古代很多行业协会、帮会，都有现代慈善组织的影子在里面。所以，今天中国慈善在某种意义上要做的是“仁义复兴”，就是从价值和文化层面，从公民行为到组织行为模式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打通，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今天中国慈善的另外一个源头是西方的慈善文化。19世纪，西方的慈善文化跟我们传统的慈善文化两个源头合流。两种源头虽然有所差异，但是本质都是教导我们发自内心去帮助陌生人。上世纪50年代，慈善文化几乎被中断，中国这一源以雷锋精神的形式继续，而西方这一源则被批判。80年代以后到今天，我们的重点在重新向西方学习其慈善文化，而对传统这一源头的开发和重视都不够。

从文化的“源”来说，文化只有差异，没有高低之分；但从文化的“流”来看，却不能否认确有高低优劣之别。国外慈善文化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特别在如何将我们源头的“仁义”这个价值层面，落实到当前慈善的制度层面、法律层面、行业发展层面的建设，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西方慈善文化的学者在研究价值传承的时候，往往把慈善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面去做研究。中国的学者研究慈善的时候，可能就事论事。所以，我们需要打通善道，打通慈善研究与政治、经济研究之间的壁垒。

另外，最近和一些美国同行交流，谈到如何建设一个慈善新世界，他们给的建议是要从下一代的教育抓起。为什么很多美国老百姓有做慈善的习惯？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被教导要去帮助他人，这值得我们学习。

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基石和价值支撑，所以我们一直都致力于传播慈善文化，让慈善价值深入人心。什么叫深入人心呢？当有一天，从我们的小孩到国家领导人都热衷于谈论和参与慈善的时候，当政府各个部门不会因为部门条块分割而导致对慈善价值的理解不一致的时候，当我们的家庭在做年度开支预算计划时，将慈善捐赠也考虑进去的时候，当志愿服务成为中国人最普通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我想那就是了。

在慈善文化的培养上面，我认为要强调三个打通：我们一要打通古今，二要打通中外，三要打通行业。既要吸收中国古代传统中优秀的东西，也要吸收世界先进的现代慈善文化，之后形成一个中国新兴的慈善文化。另外还需要打通慈善行业和其他行业，比如与社会和商业的打通，与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种全局视野和全球视野下的非常良性的慈善文化，并且努力让这种文化上升为中国的主流价值。我们还需要积极借助媒体的力量，将慈善文化进行推广传播，让慈善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